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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城的杰出守护者
 
 

2010年,罗哲文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骑自行车绕行运河小道

2010年,罗哲文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骑自行车绕行运河小道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

 
 

登上南召楚长城,罗哲文兴高采烈

▲登上南召楚长城,罗哲文兴高采烈

 
 

1986年,罗哲文登上了北京怀柔箭扣长城的险段

1986年,罗哲文登上了北京怀柔箭扣长城的险段

 
a      为罗哲文先生献花  
     
 

    2012年5月14日晚11点52分,88岁的罗哲文在北京溘然长逝。

     罗哲文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毕生从事古建筑保护工作。

     面对不同意见,他坚持“先保下来再说”

     在学界为罗哲文逝世而悲痛的时候,罗哲文的助手齐欣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细节:一天,他和护士帮罗老翻身,刚喊“一、二”,罗老就调皮地喊:“三!”罗老总是这样乐观的,快90岁了,还爱喝喝小酒,嚼嚼花生米,品品冰咖啡。

     去年春节,在去看望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的路上,他还自信地说:我至少还能再干5年。“5月9日我出差前去医院看他时,他头发还是那么黑,面色也很好。谁知他走得这么快!”

     齐欣说他曾问过罗老:“当年梁思成先生会想到自己今天能如此知名吗?”罗老回答:“不可能。”罗哲文和自己的老师梁思成都是锲而不舍,不言放弃,不会考虑到名利的人。

     罗老说,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要“用平常心做伟大的事”。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很多事情都是史无前例、无处借鉴的,要彻底琢磨清楚才动手去做,恐怕被毁掉了。因此,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常常坚持“先保下来再说”。

     齐欣说罗老是带着遗憾走的:许多要表达的观念没梳理出来,很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齐欣自己也有一个遗憾:罗老一生拍了大量的照片,很多是同一文物不同时期的状态,“我没能在他生前完成这些照片的整理”。

     齐欣有个心愿,将大运河沿线最好的一段小道命名为“罗哲文小道”,以纪念罗老为大运河保护所做的贡献。

     古建筑凝固的历史,是民族最真实的记忆

     2010年,86岁的罗哲文曾经和采访他的记者念叨过:“每看到一处有价值的古建筑被拆都很心痛。”似乎和古建筑打交道70多年的遗憾积虑,都在那句“就怕那些古建筑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没就没了”的话里。

     1953年,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最后竟然轮到了北海的团城。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罗哲文写了篇关于团城的文章,配以大量图片,发表出来。

     为了保住团城,罗哲文数次找老师梁思成商量。梁思成也心急如焚,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最后,罗哲文起草报告,梁思成面陈总理,终于保住了团城。

     2004年,在央视的《大家》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拆北京城墙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他说:“遗憾,实在是伤心呀!城墙不是一下子拆掉的,从1954年开始准许拆城墙,最早拆的是永定门,以后就一个一个慢慢拆,一直到‘文革’才拆完。”

     保住了团城,却保不住北京城墙。看着城墙被一点一点拆毁,恐怕是罗哲文以后所有的遗憾的开始。在罗哲文看来,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记忆。“当所有的诗歌、音乐都已经沉默的时候,建筑却在说话”。他认这个理,很多人不懂。

     因为写字画画好玩,他便报考了营造学社

     1940年,16岁的罗哲文考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当时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他不知道营造学社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考试有写字、画画等好玩的内容,就报考了,而且是那批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

     进入营造学社,他先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查》,绘制插图。半年后的一天,他在地上画画,恰好路过的梁思成被他陶醉其中的情景感染,便停下来让他画个中国民居。

     他在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天赋,让梁思成当即将之收为弟子,向他讲授线条和图纸的艺术性,口传身授、细致入微。他领会到建筑艺术的美,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林徽因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让他打下了厚实的英文功底。

     “罗哲文”这个名字,也是梁思成给他起的。他原名罗自福,常被人开玩笑叫做“罗斯福”。于是,梁思成给他改名为“哲文”。罗哲文回忆起这些,依旧动情:

     “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

     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请梁思成回母校创办建筑系。同时,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继续进行古建筑的勘查测绘工作。1946年冬,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

     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国界

     1944年夏,盟军准备对中国大陆的敌占区和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梁思成带着罗哲文来到重庆,做一个多月的绘图工作。梁思成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筑的位置,罗哲文则用圆规、三角板和绘图墨水,把铅笔所画的位置描绘清楚。

     而后,梁思成把绘制完毕的地图交给盟军总部,还特别向盟军提出了要保护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建议。为了保密,当时连罗哲文也不知道标注地图的意图。

     四十多年后,罗哲文到奈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日本学者谈到二战奈良、京都免遭轰炸的情况。与会的北京大学教授宿白讲出了梁思成在抗战胜利后向他提及这次绘图的真相。日本媒体据此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罗哲文也因此成为另一位恩人。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地处西北郊的清华大学提前解放。解放军找到梁思成,表明要保护古都文物古迹来意,梁思成和林徽因便连夜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罗哲文协助他们完成这张特殊的地图的绘制。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特地派人请梁思成编写一份全国重要的古建筑目录。梁思成立即组织部分教师及研究人员开始编写,罗哲文负责刻写钢版蜡纸和油印。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对解放战争期间保护古建筑有重要意义。

     “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梁思成一天在医院输液时,遇到了很久没联系的罗哲文,高兴得几乎流泪。他嘱咐罗哲文:“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

     在八达岭的崎岖山路,天天骑着毛驴爬长城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国家文物局),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担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秘书。从此,他开始了整整60年的长城保护生涯。

     1952年,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郑振铎找到罗哲文,让他负责制定长城的勘察规划。面对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的长城,他建议先选择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进行勘察、维修。

     他开始了艰苦的实地勘察。在通向八达岭崎岖不堪的山路上,他天天骑着毛驴去长城,走上大半天到达山顶时,往往已天黑,便枕着荒野而眠,天亮再勘察。三个月后,八达岭长城维修计划出来了,他绘制了草图请老师梁思成审定。

     病中的梁思成看完草图,在图纸上做了审定签名并附上维修意见。这张珍贵的图纸,他一直珍藏着,他说:

     “老师的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文物维修工作都有指导意义。老实说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安全的就不必全修,‘故垒斜阳’更有味儿。”

     据此,罗哲文提出了修复长城的办法:广泛搜集坍塌下来的城砖,用原有材料修复,以保持长城的本来面貌。搜集散落在沙土、山沟、树丛、淤泥和老乡的家里的城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修缮后的八达岭长城在1953年国庆节向中外游客开放。此后,嘉峪关、金山岭等长城也得到维修。1984年9月,罗哲文的足迹又留在了慕田峪、司马台、九门口、玉门关等长城上。

     八旬高龄时,还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

     有人说,罗哲文是修复长城的工匠,也是研究长城的学者。事实上,他更注重现场调查。

     在60年长城保护生涯中,他无数次攀登长城,有的地方去过上百次,“有一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也差一点摔死了”。因此,他对长城有更多独特的发现和见解。

     为了考察汉长城等古代遗址,他在八旬高龄的时候,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对于“万里长城第一人”的赞誉,他生前并不认同。他说,尽管每年都会去长城,但自己穷其一生,都未能走遍长城的每个角落,“长城真的太长了!”

     不仅如此,全中国国家级的文化名城,他都亲自考察过。他在实践中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像洛阳、西安这样的古都,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于是,他和一些专家联名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提案。

     在全国政协的档案馆里,有一份编号为“663”的文件。这是1985年春,在世界遗产公约签署13年后,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联名向政协递交的提案,建议中国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

     1985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41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5年,罗哲文与郑孝燮、朱炳仁联名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7个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快大运河申遗工作进程。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随后,国家文物局把大运河申遗的日程确定为2014年。

     万里长城第一人”对他来说并不过分

     和罗哲文有多年深交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这样描述罗哲文:“他是个小老头,个子矮矮的,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依然有一半时间在飞机上,飞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忙碌得很,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专业聚会,提供咨询、论证和建议。”

     5月15日早上得知罗哲文去世的消息,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对记者说,罗哲文在古建筑保护和管理、新的遗产类型确认和保护管理、对年轻人的培养等方面贡献非常大。

     张廷皓认为,“万里长城第一人”这种提法对罗哲文来说并不过分。他表示,自己正在参加《长城保护条例》在各地落实、贯彻情况的考察,也和罗老生前的主张有密切关系。

     目前举国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最早也是罗哲文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大运河因为种种原因,1961年时没有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来他一直积极推动这件事,大运河终于进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名单。

     张廷皓说,罗哲文是中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的创始人。他当年提出中国应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把中国的文化遗产和文物纳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近几年他一直在积极推动蜀道的申遗和保护工作,以及一些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比如20世纪的工业遗产等。

     罗哲文第一次看到破败的八达岭长城,曾赋诗道:“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尽管斯人已逝,但其诗魂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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