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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惟系古建情 - 柴福善
 
     
 

     罗哲文先生5月14日晚去世了,想前不久我还去家中看望先生,虽说走路有些困难,但精神还是好好地,而且《丫髻山》还题写了书名。现在,先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让人实在难以置信。

a      为罗哲文先生献花  

     我与先生相识近20年了,曾有人问我:当今天下专家满天下,先生专到什么程度?我说:专到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专到南方发现一段城墙,为究竟是不是长城而争得难以定论,先生去了,微笑着只说一句:这也是长城。一锤定音。

     我多次去先生家,有时比预约的时间早了,先生打里屋出来歉意地一笑,对不起,刚从外边回来。其实,歉意的应该是我,先生精心安排了一天日程,是我打扰了先生。先生微笑着让座倒茶,最后自己坐在那把常坐的旧椅子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谈起来。

     先生生于川西南一普通农家,父亲从小送他到宜宾上学。1940年,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许多国家机关迁来暂避战乱。离宜宾几十里路的南溪县李庄镇,就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建处、中国营造学社等1万余人迁来。先生获悉营造学社招收学员,自小就对美术、工艺兴趣浓厚,数十人报考,唯一被录取,年仅16岁。

     营造学社,开我国系统研究传统古建筑先河,既注重文献搜集整理,又注重实地调查。多年留学国外又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梁思成先生,发现罗哲文很有绘图禀赋,便调他到自己身边,手把手教他使用绘图仪器,甚至连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细枝末节也亲自示范。5年里,打下了先生勘测、调查及考证古建筑的基础,就是照相也学会了,并成为终生爱好,以至拍下全国无以数计的古建照片,其中一些古建或遭战乱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坍塌,已无迹可寻,而先生存留的照片,就成为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先生晚年重返李庄,蒙蒙烟雨里小巷间行走,当年青春年少,而今已80老翁,想学社百余名同仁,只有他还健在,人世有代谢,往来无古今,自是感慨不已。记起抗战后期,太平洋战区,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抗战,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时梁思成先生受命于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带着他赶到战时首都重庆。盛夏时节,小楼里憋闷一个多月,先生每天做的,就是把梁先生交给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成地图。绘出的,多是我国被日军占领的古城和古建筑,同时也有外国城市,包括日本京都及奈良。时隔不久,日本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京都、奈良却躲过了战火。40年后,国际建筑学界寻找二战盟军保护日本古城的功臣,几经曲折,终于得知竟是梁思成!梁先生早于“文革”中病逝了,罗先生也早把重庆绘图的事忘却了。这时先生才如梦方醒,默默里,他与梁先生一起,成了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有功之人!

     后来,先生随营造学社来到北平,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担任助理,忙里偷闲,旁听别系课程,直至1950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说,清华大学4年,为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没有离开,审查古建修缮方案,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如国务院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就由先生执笔起草。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古建筑的研究,随时注重收集整理资料,因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所言:你是搞专业的。我本来是搞文学的,国家要我当文物局长,也不能不干。同时,我还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创作。你也一样,做行政而不能丢掉专业。郑先生一代文学大家,那番肺腑之言,先生始终记忆犹新。

     我问先生: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没做什么,就几件事。很轻描淡写。

     一是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议应修复一段长城,中央人民政府高度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1953年动工,总负责人就是先生,那年不过29岁。那时,他骑着毛驴去八达岭,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嘱他:一是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讲究艺术性,三是长城上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瞻。这些教诲,足足影响他几十年,甚至成为他保护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准则。从此,先生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外国元首游览长城,还亲自导游。后来还编写了《长城》、《长城史话》等关于长城的书。先生“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甚至百登八达岭,十越嘉峪关,数十次登临山海关,足迹几乎遍布我国境内的长城。为考察西域长城,先生80高龄而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楼兰古国,穿越罗布泊那片“死亡之海”,一时传为佳话。哪里有长城遗迹,哪里就有先生身影,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长城之中!

     二是历史文化名城。先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简称“四有”。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这“四有”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全国文物管理的一种规范,由先生最早提出。“文革”后,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如果仅仅对文保单位进行孤立保护,已远远不够了。先生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要科学地制定规划,保护好古城整体环境风貌。故此,先生上书建议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活文化,文物史迹和体型环境风貌、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三大支柱。现在,我国已公布了10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其保护已写进文物法中。

     三是世界遗产。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诸种原因,我国迟迟未加入。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在1985年政协会上,先生与郑孝燮等4人联合提案,提出我国应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随后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我国从此正式成为这个公约的成员国。现在,我国世界遗产已达41处。而先生从拟写提案,到名录申报、实地考察,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比如平遥、丽江等古城一向鲜为人知,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一夜之间誉满天下。

     中国的长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世界遗产,应该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先生对我国文物事业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先生不居功,更不自傲,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只是默默奔波于天南海北。

     先生走了,而先生的英灵将与长城一样永远长存于天地之间!

     2012年5月16日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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