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法国大理院的传讯通知，送到巴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杨承宗的手里，传他出庭作证。在中国内都没有上过法庭的杨承宗，居然打起了官司，要上外国的法庭，知道一些内情的同学，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悬起担忧的心。大理院如期开庭了。杨承宗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庄严地坐到证人席上。这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这是正义与邪恶、忠贞与背叛的搏斗。

 　 新中国成立，苦难的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流落异邦的学子，谁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孟鞠如领头召开庆祝会，领事钱能欣等官员，以及华侨代表、学生代表都出席参加，宣布从此起义。这事非同一般，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当局考虑驻法使馆情况的变化，便派了驻荷兰的代办陈雄飞来按管使馆工作。但原任大使未走，而使馆工作人员也有所防范，陈雄飞无法及时介入，只好躲在外边，做幕后指挥。

 　　那天，杨承宗穿着整齐，高高兴兴，容光焕发，以巴黎中国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新中国诞生的庆祝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杨承宗开会来得早，到的人还不多，他谦虚地坐在后排房门口，进出方便。大门已被人把守，只准进，不准出。这时，杨承宗找出个理由要出去，但仍只准走指定的一条道，后面还有人偷偷跟着。杨承宗穿来穿去，终于看到，这里形势紧张，楼道里有人在搬运齐腰长的烧火木柴，显然是准备行凶打人的。形势紧张到一触即发。他把情况告诉了费老。大厅里，庆祝新中国诞生的会照常进行，人们慷慨陈词，对会场外隐伏的暴力、杀机全然不顾。庆祝会胜利闭幕，人们鱼贯而出，杨承宗坐着未动。他在回味什么，估量什么。会场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杨承宗也跟着走出会场。这时，里边突然传来救命的喊声。果然出事了，特务终于不肯放过正直的人们。杨承宗不顾一切，顺着喊声冲去。参赞孟鞠如、领事钱能欣等四人，被一群手持烧火木柴的暴徒殴打。孟鞠如被打得最重，眼看就要发生危险。杨承宗也不管特务是不是会冲过来打他，立刻放声呼喊，叫那些尚未走散的同学赶快回来相助。特务看到人多，惊散了，孟鞠如等人得救。

 　　杨承宗要作证的，就是那天发生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惊人的一幕。法国报纸刊登了这一事件。杨承宗用条理清楚的陈述，亲历目睹的佐证，伸张了正义，让正直的人们扬眉吐气，阴谋破坏泊人受到谴责。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也要为之欢呼，祝福远方儿子的胜利。